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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国难题”和“美国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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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4 22:26: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Sean 于 2024-3-24 22:28 编辑

1974年,两位欧洲学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是近几十年来在中文世界鼎鼎大名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另一位是对战后西欧和美国的公共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中文知识界反响有限的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两位学者都以研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相互关联见长,论著涉及广泛,对欧美社会和学术的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事实上,两人在欧美经济学圈子外广为人知,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学说。

一、20世纪的托克维尔

1938年,卡耐基公司(The Carnegie Corporation)出资,请缪达尔来美国研究种族问题,在选题和选人方面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当时,虽然内战已经结束70多年,但美国南北在制度、习俗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异巨大。南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随着传统农业社会不断工业化,种族问题越加尖锐,政界、学界和商界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南方的种族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但是,如何解决?如何通过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提出政策建议?如何避免因政治和文化偏见而阻碍研究成果被广泛接受?处理这一系列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很高的智慧。当时卡耐基公司的决策者有这种智慧。

为什么要找一位外国人主持这项研究?卡耐基公司董事会主席弗莱德里克·凯培尔(Frederick Keppel)曾专门做出解释:“美国并不缺少对这个课题深感兴趣的称职学者,他们已经潜心研究多年,但是,近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牵动人们的情绪,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找一个不被过往结论和传统态度影响的新人。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引进’一位课题负责人……因为情绪因素既影响白人,也影响黑人,我们就把目标锁定在那些知识和学术水准高,但又没有帝国主义背景或传统的国家,以免减损美国黑人对这项研究在完全中立性和结论合法性方面的信心。显然,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符合这些限定条件,最终冈纳·缪达尔博士入选……”[1]

缪达尔本人认为,美国一家民间机构请一位外国人来研究本国最棘手的问题,其他国家不可能做到。他在瑞典的工作跨越学界和政界,十分熟悉社会研究项目在选题和选人方面的政治考量:“在其他任何国家,这种计划都会被认为不现实、政治上欠考虑。很多人相信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做法体现了美国的道德、理性和乐观精神——体现了美国人对自己社会的稳健和自己实力的信心。”[2]任何国家都有心胸狭窄、讳疾忌医的人,但缪达尔发现,那种人在美国不占主流,大部分美国人反倒热心于找出自己国家的毛病,并公开讲出来。就这一点,他拿美国跟德国比较,说很难想象德国会请他去研究犹太人问题。

卡耐基公司最初制订的预算为2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最终投入近30万美元。缪达尔自主聘请研究团队成员,数十位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先后加入。团队核心成员包括黑人政治学家拉夫·邦奇(Ralph J. Bunche)。缪达尔去南方考察,邦奇随行。当时,南方各州禁止黑人光顾白人餐馆和白人酒店。缪达尔坚持跟黑人同事一起在白人餐馆用餐,引起当地人震惊。邦奇事后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胆颤心惊的一次出行。1950年,邦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比缪达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早24年。

缪达尔的外国人身份时常使他跟美国本土学者处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中。研究团队的一些成员,包括邦奇,觉得他不了解美国黑人问题。邦奇甚至说,缪达尔是哲学家,对美国社会问题过于生疏。在邦奇看来,美国黑人问题本质上是贫穷问题;黑人可以联合贫穷白人,共同提高经济地位;黑人的经济地位提高了,种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缪达尔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对黑人歧视最深的就是白人中的穷人,邦奇的设想从理论上讲或从长远看可能有道理,但在现实中行不通。事实证明,缪达尔的观察和结论是正确的。当时最为紧迫的是在法律和制度上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缪达尔在美国从事研究期间,二战爆发。1940年4月,德军入侵挪威。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缪达尔担心会成为希特勒入侵的下一个目标。他向卡耐基公司告假,回国准备抗战。全家乘一艘运武器的货轮,经芬兰返回瑞典。缪达尔回国后,瑞典继续保持中立,希特勒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入侵。第二年春,缪达尔只身乘火车,途径莫斯科、西伯利亚、海参崴,再乘船途经日本、夏威夷、旧金山,转乘火车穿越美国,抵达纽约,恢复了研究。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1944年,《美国难题》出版时,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硝烟正浓。

近两百年间,有关美国社会的书籍汗牛充栋,但有两部出自欧洲人之手的著作格外突出,对塑造世界对美国的认知和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均发挥了本土著作无可比拟的影响。一部是法国人亚里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另一部就是瑞典人冈纳·缪达尔的《美国难题》。两部著作的出版相隔110年,两位作者都被誉为对美国社会极富洞察力的观察家和预言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缪达尔是20世纪的托克维尔。

二、南北鸿沟

缪达尔不是书斋理论家。他花了大量时间在美国各地考察,其中两度深入南方各州做实地调查,访谈各种族、各阶层的居民,甚至在密西西比租房子,住了几个月。他的外来人身份和视角让他看到许多本土学者不易察觉的现象。基于从考察获得的丰富亲知,他分析了南方和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制度和习俗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

缪达尔观察到,不仅南方整体上比北方贫穷,而且南方的穷人比北方的穷人更穷。南方普遍存在佃农租种庄园主土地,用收成交租的现象,这在北方十分罕见。北方更多的是拥有土地的传统自耕农。南方有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上层流行“绅士”、“淑女”风习。但贵族传统的另一面是社会阶层固化和僵化的等级制度。因为南方工业不发达,城市化程度低,机会不多,教育落后,普通人难以靠聪明才智、发明创造或勤劳致富,要想致富必须固守家产,自上而下层层剥削弱势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等级最底端的黑人。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等级社会,靠自身改变传统难上加难,更别说改善种族关系了。在访谈中,缪达尔发现,南方人习惯于向后看,难以摆脱内战的创伤,对解放黑奴充满怨愤:“很多南方人仍然在‘打’内战。而在北方,内战早已被遗忘。”[3]

跟南方相比,北方社会更富有活力,大量移民涌入,充满机会,种族问题不像在南方那么突出。另外,北方的媒体发达,舆论多样,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五花八门。而南方媒体落后,舆论单一,改革的声音微弱。这样一来,北方的社会问题能被媒体当成一个个具体问题对待,而南方的社会问题则被当成整个南方的问题。缪达尔提到,一位南方学生曾经抱怨,北方媒体在批评北方的阴暗面时,往往是批评阴暗面本身,但在批评南方的种族问题时,则是批评整个南方。缪达尔分析,媒体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黑人问题在北方只是众多社会问题之一,而在南方则是头号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南方白人社会空前团结,一面倒地支持种族歧视,而在北方,在任何问题上,包括黑人问题上,都是众声喧哗,舆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在政治方面,缪达尔发现,当时美国南方是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党占绝对主导地位,选举时无法形成两党竞争。在很多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初选的候选人往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获胜。年复一年,政治成了一种裙带活动,事实上的家族世袭盛行。选民投票也不怎么关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议题,而是按照习惯支持或反对一位候选人。很多选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具体政治和经济议题上的主张。南方白人之间存在巨大贫富差距,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能把贫富不均的白人选民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票仓。这个目标就是把黑人排斥在社会生活和选举程序之外。只要候选人是白人,承诺排斥黑人,就能获得稳固的选票,在这方面越极端的候选人越容易在竞选中占上风。[4]

缪达尔认为,南方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活动长久被世袭寡头把持,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而在北方,选民往往为实现某种政治理想或为维护某种经济利益而组织起来,形成各种组织良好的民间团体,推动公共政策改革和社会变革。职是之故,美国的每一项改革几乎都是从北方开始,艰难地向南方传播。妇女投票权、最低工资制、工会、公立教育、儿童福利、公务员改革、警察和法院改革、监狱改革等,无不如此。在南方,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受北方冲击的结果,甚至需要联邦政府派军队和执法人员强制推行。南方白人的这种反改革、反进步传统被一些学者称为“南方保守主义”。在缪达尔看来,这种保守主义跟南方的寡头政治脱不了干系:政治寡头自然反对改革,维护既得利益,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5]

不过,在政治组织粗陋的同时,南方人在道德和信仰方面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狂热,甚至有以道德、宗教覆盖政治问题的倾向。缪达尔特别以禁酒运动和教会活动为例。禁酒运动在南方的群众基础远远大于北方,南方政客受选民的道德狂热驱动,在州议会牵头立法,最终通过国会成功把禁酒条款变成宪法修正案。在宗教方面,南方教会的主流是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重《旧约》而轻《新约》,很多会众去教会是为获得情感满足,而不是理性地用教义指导生活。南方牧师讲道则更注重来生的事,但又特别强调要改变现世的政治权力。缪达尔甚至发现,一些南方牧师和教会为三K党提供精神资源,而且有大量信徒加入三K党。[6]

基于这种观察,缪达尔提出一个问题:南方是不是存在法西斯化?这个问题并不突兀。南方因为种族歧视政策、一党独大局面和白人官民对黑人权利的压制,有时被北方媒体称为“法西斯”。但缪达尔认为,这一说法名不副实。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南方不存在一个法西斯国家必不可少的中央集权组织。相反,南方的政治权力分散,甚至相当混乱。南方白人的各种政治势力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和统一的政治理想,只是因为排斥黑人才结成一体。南方人在开拓边疆的历程中,养成了一种独立不羁的个性,不信任任何组织,更不信任政府,难以形成那种组织严密的法西斯政权。[7]

缪达尔在考察中发现,二战爆发前的几十年,南方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已经呈现出明显松动趋势:“南方的歧视有一个缓慢但可见的递减轨迹。种族规矩逐渐松动。白人开始认识到,黑人内部在教育和阶层方面存在差异,愿意把不同的黑人区别对待。”[8]来自北方的影响、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地位的改善等因素使越来越多的南方白人不再把黑人作为一个整体歧视,而是开始自觉地把黑人作为个人对待。虽然种族隔离制度在南方仍然稳固,歧视政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民间和政府时常把不同的黑人区别对待,因人而异。比如说,一些白人和地方政府总体上排斥黑人投票,但同时又支持一些“好黑人”投票,以显示其开明。缪达尔把类似现象作为南方种族隔离政策出现松动的迹象。[9]

三、蛙视角

表面上看,缪达尔研究的是美国黑人问题,但透过种族关系,他意在探讨的最根本问题是“美国人的道德难题”,即崇高的价值理想和不堪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是书名“美国难题”的由来。

作为一位没有在黑白有别的社会生活过的外来人,缪达尔无法像美国学者那样,把事实和数据方便地纳入自己熟悉的价值坐标,按思维惯性做出评估或得出某种符合学界预期的结论。他必须综合自己的阅读、团队的研究报告,还有实地考察获得的亲知,建立一个据以定位现实的新坐标。在实地考察中,缪达尔发现,尽管现实中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真诚地相信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不但社会上层和富裕白人相信,而且底层白人和黑人也相信。他把美国人的这类核心价值信念称为“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并将其作为定位现实的价值坐标。[10]

在这个坐标中,幽暗的现实跟崇高的价值理想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出美国社会的“道德滞后”现象。就此,缪达尔强调,学者必须始终如一地忠实于观察到的事实和采用的方法:“对于学者来讲,著作永远是宿命。他个人的控制微不足道,必须把自己交到事实、专业标准和采取的基本方法手中。”[11]事实往往令人不快。缪达尔在《美国难题》的序言中给读者打预防针,说心地善良的公民阅读这本书,可能会感觉有些煎熬——面对严酷的事实和数据,写这本书对他来讲就是一场煎熬。研究和写作的过程让缪达尔成为一名“认识美国诸多不完美之处的专家”,细察了很多美国人都了解不多的社会阴暗面,但缪达尔坦承,深入了解美国社会各个层面之后,他对这个国家的爱慕和崇敬并没有减弱,反倒与日俱增。

缪达尔试图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回答一个令无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美国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有着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经济条件,社会存在着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缺陷,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凝聚成一个国家?缪达尔认为,答案在美国信条中。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美国信条称为凝聚人心和社会的“粘合剂”。因为有了这一“粘合剂”,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甚至超过法西斯和纳粹国家:“令人惊叹的是,这样一个充满众多文化差异的庞大民主体能达成一致的理想,并把理想上升到超越大众认知的高度。全权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它们自己的国家——至少在到目前为止的短期内——还没有达成类似的结果,尽管那些政府极力打压跟美国信条最接近的原则,试图通过集中控制、精心设计的宣传机关和暴力机关,残暴地禁锢国民的头脑。”[12]

无疑,“美国信条”是缪达尔在《美国难题》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被后世引用最多的一个概念。这部长达1500页的巨著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从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展现出一幅美国社会的广阔图景。不过,缪达尔指出,《美国难题》无意提供一幅美国社会的全景图,而只是一种有限视角的社会研究。他称之为“蛙视角”。尽管这种“蛙视角”的研究能揭示出美国社会的一些真实现状,但它主要集中在梳理社会的缺陷和错误上面。缪达尔提醒读者,这不是一个全面了解美国社会的恰当视角。为了避免读者因视角错置造成误读,缪达尔甚至在序言中提出明确警告:“任何人不加分辨地把这项美国黑人问题研究的观点和发现扩而大之,得出关于美国和美国文明的宽泛结论,都是在误用本研究。”[13]

社会研究的对象大都集中在一个社会有问题的地方,统计数据也主要是统计社会上出了问题的现象。比如说,每个国家都统计犯罪率,但没有国家统计助人为乐率。缪达尔说,社会研究的性质决定了他是做“在众目睽睽之下洗脏床单”的工作。所以,研究越透彻的社会,看起来问题就越多。他警告,这是一种假象。如果读者从《美国难题》中得出缪达尔反复警告的那种结论,说明不会读书,也不了解学术研究的性质。

四、审慎的乐观主义

《美国难题》初版于1944年,甫一问世,即被知名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称为“书写当代美国文明最精辟、最重要的著作”。甚至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也向学生推荐本书,说值得“每一位有头脑的美国学生阅读并收藏”。[14]一直到21世纪初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中,还在反复引述《美国难题》。[15]缪达尔这部著作不仅影响了学术界和文化界,而且直接促进了美国公共政策改革和相关法律的变革。二战后期,美军把《美国难题》缩编成30多页的小册子,分发给官兵阅读,为他们战后在生活中恰当处理种族问题做准备。战争结束不久,联邦政府宣布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开启了缪达尔在书中展望的种族融合的新时代。

在这部巨著正文的结尾,缪达尔回顾了他在美国接触和交往的无数熟悉的陌生人,有租地耕种的佃农、种植园主、工人、企业主、商人、银行家、知识分子、牧师、社区活动人士、政治领袖、街头地痞……他看到,这些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美国人,在相互矛盾的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五颜六色的社会面具后面,大都希望自己做个理性和公正的人。即使事情搞砸了,他们也有意愿诉诸良知,以求改进。[16]

社会研究不是分辨好人与坏人,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解释为何所有这些有良善潜能和意愿的人,一旦生活在一起——在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世界,往往把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变成地狱。这当然不是错在有组织的生活本身。我们看到,在正式的组织中,人们投入最高的理想。这些组织结构通常引导个人朝合作和公正的方向发展,远超过一个人在孤立状态中愿意遵守的规则。毋宁说,错误在于我们的组织结构太不完善,单个组织不完善,组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更不完善。”[17]

基于这种认知,缪达尔注重学以致用,运用社会研究的成果,提出积极的政策建议。《美国难题》通过大量事实和数据揭示,种族隔离造成了事实上的黑人贱民阶层,改变这种有悖于美国信条的状况,出路在于废除种族隔离,让黑人有秩序地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就像在历史上,妇女逐步获得投票权等男性所有的公民权一样,黑人获得白人所拥有的权利、不再被白人社会排斥,都属于实现美国信条的总体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缪达尔认为,种族问题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的一大失败,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社会进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这里显然有理想化的成分。基于一种社会理想制订的面向未来的公共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理想化成分。跟哈耶克一样,缪达尔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知识的限度,但跟哈耶克不同的是,他强调社会研究既需要知识框架,也需要道德目标,他对运用知识改善公共政策持更积极的态度。显然,比之哈耶克,缪达尔对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伟大同情心和合作天性”表现出更大的信心。[18]在二战史无前例的残杀和动荡中,缪达尔预见到,美国信条激发的国民良知在战后将促使美国发生社会巨变。今天,我们读他写于近80年前的文字,仍然充分感受到到那种博大的眼界、锐利的观察力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惊人洞察力。

后世不断有学者批评缪达尔过于乐观。不过,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证伪缪达尔的乐观预言。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举证缪达尔的研究废除了学校种族隔离;1957年,联邦政府动用军队在阿肯瑟州小石城执行最高法院判决;1965年,国会通过新移民法,取代了1924年的种族主义移民法;1967年,最高法院废除了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1958年的统计显示,只有4%的美国民众支持跨种族婚恋,2013年,支持跨种族婚恋的民众增长到87%......缪达尔在《美国难题》中曾断言:美国社会的“主流趋势是不断实现美国信条。”[19]战后70多年的美国历史虽曲折迂回,但大致没有脱离这条发展轨道。

与此同时,缪达尔从未停止批评美国社会的“道德滞后”现象。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对美国的批评广为人知:“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有着最大的贫民区,最不民主和最落后的医保体制,对本国的老人最吝啬。”[20]当然,缪达尔是拿美国跟西欧国家相比较说这番话。他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时,批评联邦政府的扶贫政策三心二意,投入不够,管理不善。他呼吁行政当局和国会,要像战后为重振欧洲经济制订马歇尔计划一样,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制订振兴美国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他认为,那是美国消除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不可替代的途径,美国社会难以长期承受这两大问题造成的恶性后果,越往后拖,后果越严重。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制订振兴本国经济的“马歇尔计划”比制订振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难度大得多。

随着时间流逝,缪达尔的乐观主义变得更加审慎,他对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批评越来越多。针对美国保守主义回潮、市场放任主义盛行、政府为富人减税、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日趋严重的状况,他评论说,一个睿智的国家才会保持强大;宁肯刺激富人增加消费,不肯帮助穷人提高收入,这不是一种明智的政府行为,会导致一轮一轮的政策性失败。他警告说:“每次失败,丧失理智的疯狂因素就会进入人们的思想,这太危险了。”[21]此后半个世纪,联邦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得过且过,放任经济不平等加剧,加之结构性种族问题沉疴难愈,造成社会空前撕裂。虽然缪达尔在《美国难题》中预言的美国信条不断实现的进程没有脱轨,但公共政策层面的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近两百年前,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也曾表达过跟缪达尔类似的忧虑: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既得利益阶层害怕革新,把任何新理论都当成危险因素,把每项社会改革当成革命的第一步,以至于完全拒绝进步。托克维尔之后,美国经历了内战、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域,社会进步与停滞相互交替,但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实现价值理想的轨道上演进。跟托克维尔一样,缪达尔把美国看作一个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轻国家,在价值理想和千疮百孔的现实之间,“不断为自己的灵魂挣扎。”[22]无疑,实现价值理想的进程同时也是为灵魂挣扎的历程。在可见的未来,这种挣扎还会持续下去。

1987年5月18日,缪达尔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发纪念文章,称缪达尔为当代顶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名副其实地为历史留下了一个脚注。”[23]这个脚注支撑着美国最高法院在20世纪做出的最重要判决之一——“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最高法院在这项判决中废除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指出隔离伤害黑人学生的心理成长,在隔离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平等。判决书在脚注11中举证缪达尔的《美国难题》支持判决结论。自此,缪达尔的名字在学界和媒体上常常跟“脚注11”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一些公共政策的改革,在消除种族歧视和扶贫问题上十分活跃。比如,1969年,他应邀去国会就扶贫问题作证,指出美国需要制订国内版的马歇尔计划来消除贫困。近一个世纪,很难找到另外一位学者对美国的学术研究、法院判决和公共政策同时发挥过缪达尔那么广泛的影响力。

二十世纪初,史学家威廉·杜波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说,“二十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线问题。”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民权运动、废除种族隔离、保守主义回潮。二十世纪末,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说:“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将是肤色界线问题。” 他认为,“按任何衡量标准或评估标准,这个问题都没有在二十世纪得到解决,从而变成了下个世纪的一部分遗产和负担。”[24]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不夸张地讲,不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过去和现状,就不可能了解美国的历史和当代美国社会,也不太可能为美国当代各种社会冲突探索出合理的缓解途径。

缪达尔在中文知识界的影响远不及同时代的哈耶克和早一个世纪的托克维尔。他的《美国难题》至今没有中文译本,他对现代美国社会的研究和解读在中文知识界长期被忽视。这种状况跟他在欧美知识界得到的广泛赞誉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形成鲜明反差。从近年中文知识界围绕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些争论来看,不少学者对美国的认知存在明显滞后和偏差,或者停留在180年前托克维尔的观察和论述上,或者局限于用哈耶克的抽象政治哲学原理来解读当代美国的社会问题,得出诸多跟现实相去甚远的结论。在这种状况下,要了解美国当代社会,冈纳·缪达尔是一段跳不过去的阶梯。

[1]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s & Brothers, 1944), pvi.
[2] Id. pxviii.
[3] Id. p45.
[4] Id. p452-462.
[5] Myrdal, pp452-458.
[6] Id. p11.
[7] Id. pp458-462.
[8] Id. p998.
[9] Id. pp462-473.
[10] Id. ppxix, xlvii, 3-6.
[11] Id. pxix.
[12] Id. p6.
[13] Id. plix.
[14] David W. Southern, “An American Dilemma after Fifty Years: Putting the Myrdal Sutdy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 in Perspective”,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28, No. 2 (Feb., 1995), pp227-228.
[15]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p37, 46, 66-67, 86, 146, 339.
[16] Myrdal, p1023.
[17] Id.
[18] Id., p1024.
[19] Id., p1021.
[20] “Gunnar Myrdal, Analyst of Race Crisis,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8, 1987,
.
[21] Id.
[22] Myrdal, p4.
[23]
[24]. John Hope Franklin, The Color Line: Lega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3), p5. James Patterson,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 Civil Rights Milestone and Its Troubled Leg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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